大学毕业后，工作了几年，为了实现小时候的梦想，还是选择了圆梦——支教。于2006年9月8日踏上支教的路，三日后，开始走上一年的支教讲台。

刚开始，并不是刻意说要去教书。只是在报纸上看到支教志愿者招募时，我怦然心动，于是顺应而为。

至于我为什么要去支教？一是缘教书的梦而来，是磨练一下自己。一直以来，我的生活环境还算安逸吧，家境谈不上富裕，但在家里也没有受过太多苦。

一开始的想法“下去支个教，不是问题，难不了我”。当我坐在去支教地的车上，眼睛看到那泥泞不堪的山路，老式的吉普车像是划船似的，左滑右滑，缓慢行驶；是我想我的简单了，既然是自己的选择，就绝不能后悔。

好不容易才到，眼前是一所村小，一座小二层的房子，四周空旷，前方是泥泞的土坝子。 我们两个支教学校是：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凤山彝族蒙古族乡石坪小学；石坪是凤山乡最偏远的山村之一，距离乡政府不到13公里。这里地理环境，也是相当的复杂，一条通往外界的道路迟迟没有修好。石坪村，全村总人口1100左右，主要有苗族彝族汉族，石坪小学是一个完整小学，学校有250多名学生。

这个小学师资严重不足，体育和音乐课基本没有开展。石坪村和相邻村学生只能在这完成小学学业。和我一同的，还有一位是蒙古来自内蒙古蒙古族支教老师丁立东，分我们住二楼的一间。夜里关上灯，睡一下，房屋四周很寂静，只有田地里的蛙鸣声和远处的狗吠声，顺窗往外望去漆黑一片。

既来之则安之。既然来了，就要做得最好，心无旁骛的我，一心扑在教育工作上去。 通过一段时间和学生、和当地老师和学生家长的接触，更加坚定了我支教的信念。

我感慨的是学生从早上五点多钟起来，走一两个小时，甚至是三个多小时上学多么的不容易，更看到的是当地思想和教育的落后现状。

我和丁老师，刚到石坪小学那会，当地老百姓说：“学校来了两个老师，一个是金老师（指老丁），一个是银老师（指我）。”“那个银老师（指我），是来抢校长位置的。”“那个金老师（指老丁），从内蒙古来，家里吃不上饭，来咱们石坪混一口饭的。”老丁笑着跟我说，小尹，别听他们的，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学生们渴望知识的眼神，加上当地政府和村委会的热心照顾，学生家长的极力配合，使得我不得不更努力去完成使命。

虽说支教工作中，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困难和不如意，但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老丁的帮助，都一一的克服了。

因为受条件限制，石坪小学200多名学生会唱的歌曲寥寥无几，课间操和体育课也一直没有开展，通过我和老丁的多方努力，教学楼前的土坝子改建成水泥地。

有了操场，找来音箱，丁立东老师去中心学校去学广播体操，回来教我和同学们；从此，一年四季，风雨无阻的早上有了广播体操，有了体育课，随后有了眼保健操等等。

音箱总发点脾气，于是每天课间做广播体操都由我和丁立东老师轮番上阵“喊操”，站在操场上有种沙城秋点兵的气魄，成为石坪村最亮丽的一景。

学生们和老百姓都说，老师的嗓子真好，老远就能听到，就这样喊了一年两年的。我和老丁刚到石坪小学，校园内外卫生状况令人堪忧。到处是纸屑、食品包装袋、烟头，不远处的农户家的家禽家畜时常光顾学校；同学们个人卫生也不好，不经常洗头，手上也不干净，随地吐痰、说脏话、骂人、打架的。

鉴于这种情况，老丁找我商量后，做出一个新的调整，首先从各自所带的班级（四年级和六年级）做起，各班设立卫生组长，每天、每周都要进行卫生检查。在校外五十米之内每周进行一次卫生大清除，大检查，不到一个月，校园内外卫生状况得到明显的变化。

在我支教一年的时间里，走访学生，是我和老丁两个人的重要工作之一的，每天放学和周六日我和老丁都要出去家访。

记得有一次，我去学生家访，放学后和学生一路，全程花了一两个小时，都是山路，那路有些窄得只够一个人走，旁边就是山沟山崖，我只能紧紧跟着，只记得爬上山爬下山，山中蜿蜒的小路，等到时天已黑了，吃过晚饭，写一下功课，就准备睡觉了。

可能是我不适应吧！一晚到亮都没睡着，回到寝室，揭开衣服，满身被跳蚤咬起了疙瘩。老丁马上给我去找药搽。没几天，老丁也要去远处家访， 回来和我一样，全身奇痒无比，我看着他不由自主地全身痒起来，我半开玩笑的说： 我都好差不多了，你又把惹回来了！

丁老师回话说：来来抖什么抖，说着直接放进脸盆里，把保温瓶里的开水倒了进去，只听见“彭彭”跳蚤被烫死的声音。我俩会心的笑了笑，我轻车熟路的给老丁上了一下药。

2007年的元旦节，我带的六年级和老丁带的四年级两个班级共同举办一场元旦文艺晚会。各自班级都要出节目，猜谜语，发奖品（费用由我和老丁各承担一半）引得当地电视台也来采访……

工作之余难免会想家人，想我那身体总是不太好的母亲。每当天气不好的时候，我总会担心母亲一切可安好。每每和母亲电话时都说这里很好，一切都很顺遂，不用担心，到后来就越是想就越不敢多通电话，怕两边增添更多牵挂，于是不常往家里通电话。

多年以后，回想起来这样做我很后悔，母亲在随后的几年里，身体越来越不好，在2010年的秋天，离开了我，这是我一辈子最痛的事吧！

在支教过程中，难免有个头痛脑热，或是需要分享的时候，还好有位年长的老丁和我在一起；那年支教的时候，老丁年长我二十多岁。

我是贵阳市人，老丁是内蒙鄂尔多斯人。虽然有地域之分，饮食之分。俩人能同吃一锅饭，同休息，同学习，同家访。每天二十四小时，什么都在一起；洗澡也是互相搓背，他帮我整理衣物，我帮他去买一盒香烟。

做饭洗碗老丁总要比我做的多一些。在夜晚睡觉，老丁经常起来给我盖好被子。

记得有一次，我感冒发烧，咳嗽不止，一连两周不见好转，村里的赤脚医生也束手无策。老丁不顾我的各种说辞，硬是联系镇里领导把我送到镇上卫生院去吊点滴，当时，医生说再来晚些就成肺炎了。

说是至少要输三天液，休息一周。我跟医生说，我带的是毕业班，能尽快输完回去吗？医生拧不过我，说最多间隔3到4小时输一次，输到明天下午就可以回去了，再开点药带上，我这才安心。

一个人孤孤单单地躺在卫生院的病床上，心里很不是个滋味。天刚刚黑下的时候，老丁带着我教的学生来看我，当时下着倾盆大雨，他们走了三个多小时，因为很晚了，问候了几句，他们又往回赶。当时我很感动，眼泪差点掉下来。

一直以来，在冬季，我总是穿一件单裤可以过冬。但在2006年12月那个冬季，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满山的浓雾，泥泞的山路好像要结了冰似得。晚上还好，烧上土火炉，盖上被子还算暖和一些的；到了白天在教室里，冷的我无法用语言形容，浑身上下打着哆嗦。

老丁看在眼里，把自己仅有的一条厚秋裤悄悄地脱下，又清洗了好几遍，让我穿在了身上，就这样熬过了那个不平凡的冬季。

在一年支教当中，我从未看到老丁有过一丁点的放弃，始终能乐观，积极地面对困难与挑战。我们两个人也总是互相鼓励，互相支持，互相包容。

2007年7月，我圆满完成了一年的支教任务。就要与老丁分别了，还依依不舍。两个人有许许多多支教过往细节故事，三天三夜叙述不完的。

曾经一起战斗的岁月，历历在目，在汗和泪的忍耐中，在挑战生活极限的磨练和考验中，两个人结下了深厚“战友情”。

由于，我工作出色，在2007年7月，我获得了大方县凤山乡教育工作“特别奉献奖”；同时，也获得了大方县“优秀青年志愿者”。

丁老师，在2007年9月继续在石坪支教，到2008年7月结束。当年创立“丁立东爱心救助网”走过13年中间，我们两个人有过两次短暂的见面。

一次是2008年春节后，老丁在贵阳市街头募捐图书时，要给大方县四个小学建立爱心图书室，我在贵阳市新华书店买了五十本图书，交给了丁老师。

另一次是2011年3月，丁老师曾经带的班级杜雪同学患了重病，住在贵阳市某医院，老丁在贵阳市紧急救援时，我在第一时间得知这一情况，也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支教让我和老丁结识，刚开始的时候，仅仅是点头之交。缘分这个东西，真的很神奇，鬼使神差地把我和老丁两个人联系在一起。渐渐地，两个人成了无话不说，亲密无间，乃至后来成为“忘年之交”，逐渐又演变为“如兄如父”的战友情。

从2007年7月我支教结束到今天，在我记忆中，都是老丁在联系我，电话，或者是qq、微信。电话那头老丁总是在问：最近好吗，你老婆孩子还好吧！又在出差，多注意安全等等。

每当这个时候，我也总是在这头说：你不年轻了，多悠着点注意身体，现在那个山区，那个学校。

2019年11月，我正式走进老丁助学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现在担任助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作者：尹永 助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2020-07